第43章 圣人失意(3)

中国古代的“休养生息”也不是某任皇帝突然大发慈悲，不想割百姓的韭菜，而是不得不如此。要么是开国皇帝，江山初据，百业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府库空虚，人心涣散，为了收拾人心，只能惺惺作态，带头勤俭。要么就是家财被消耗，已无财可败，再不节俭就没有活路了。

比如汉宣帝之所以成为一代贤君，其在位期间被称为“孝宣中兴”，不正是因为大汉国库已被穷兵黩武的汉武帝败得所剩无几，国家奄奄一息？难道他不想四处征伐做个耀武扬威的皇帝，吃喝玩乐不顾百姓死活？

“文景之治”的孝文帝的夫人穿的衣服都不敢曳地招摇，节省这点布料不就是为了昭告天下人，皇帝务实勤勉，一心为民，借此笼络人心？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汉王朝初建本就积累不多，平定吕氏之乱匆忙接手的孝文帝亟需平复人心，增强自己薄弱的统治基础，这才不得不谦卑节俭。

若是太平盛世，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哪个不变着法子的收割百姓？国库与私人钱袋的此消彼长由来已久，有几个统治者想过“双赢”？大都是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鼠目寸光者。

所以，季孙肥的立场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无可厚非。

当然，大圣人反对苛政重税，他站的是平民百姓的立场，更加值得钦佩嘉许。只是，仅凭他一人面对强势的政要，企图对抗社会潮流，无异于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从“井田制”到“初税亩”、“作丘田”、“用田赋”，表面上看是针对平民百姓日益沉重的税赋，本质上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税收变得越来越简化，降低了政府征收的成本，贵族们囤积私产的财税漏洞不复，中央政权得到加强，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原来的征收形式多样，名目繁多，稍微动一动就会引起各方关注。如今化繁为简，统一为征粮，只要把税率上调几个点，政府的收入就变得非常可观。

毫无疑问，方便的同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统治阶级。

因为方便易操作，剥削压榨变得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面对这样的诱惑，统治阶级的贪婪暴露无遗。相应的，平民阶层的反对声被淹没，几无声息。

直到贫富差距被拉到超过社会承受的极限，底层的生存受到威胁，社会矛盾总爆发，以暴风骤雨的方式终结，江山易主，进入下一个王朝的轮回。

孔子已非懵懂少年，游历诸侯的他，应该早已看清楚，凭他的一己之力无法挽回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趋势。他只能略尽人事，在其位言其事。

所以，当鲁哀公让他去跟季孙肥商量是否对齐用兵时，他已经知道结果。这一次，他没有去找季孙氏，因为比之税制新举，季孙肥对挑衅齐国绝无半点兴致，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这是孔子归国的第四年。这四年，他专注教育文献工作，在政事上只是个提供咨询的顾问，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即便如此，这四年过得并不如意。

就在季孙肥大力推动“用田赋”的这一年，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享年五十。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凄凉悲切，孔鲤还是孔子十九岁成婚后唯一的儿子，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

第二年，孔子年值古稀，他笑谈自己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很快，命运便再次考验他。他最挚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病逝，不满四十岁。颜回的死，除了悲痛欲绝，孔子还有满满的愧疚。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颜回一直相伴左右，陪同孔子历遍困厄，吃尽苦头。当然，十几年的漂泊生涯，也有不小的收获。

行万里路，看到不少古籍，听到不少奇闻逸事，对于授业讲课者而言，这些都是难得的教学材料。除了讲学授课，颜回还负责对这些辛苦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归档。除了刻写编辑，有些牵涉真实性的内容还要反复较证，相互参照，去伪存真。这样算下来，颜回的工作量十分繁重。

脑力大量消耗，难免大伤元气，接着是身体每况愈下，日渐羸弱便无可避免。

导致颜回英年早逝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出现，给了他孱弱的身体最后一击。由于书籍跌落水中，寒冬腊月，颜回奋不顾身的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书虽获救，颜回的身体却感染风寒，一病不起。

本已支离破碎的身体不堪重负，很快便油尽灯枯。

颜回离世后，孔子猛然意识到，昔日追随自己的弟子已经所剩无几。要么如颜回，要么去往他国谋前程，要么忙于他事，聚少离多。

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突然大感悲苦，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就在孔子跟鲁哀公提出发兵征讨齐国的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一件奇事。

贵族们在位于鲁国西部的大野泽狩猎，叔孙氏的御车者鉏商捕获一只麒麟。孔子听闻，长叹一声，感慨道：“吾道穷矣。”从这天起，孔子停下修订的《春秋》，意志消沉。

麒麟为何与圣人道穷有关联，大约还得从麒麟的喻意说起。麒麟的模样，古书描绘为：麕身、牛尾、一角，然而中国似乎并无此兽，所以其长相如何，众说纷纭，没个定论。无论其外表特性如何，它所代表的意义却统一无分歧：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

若有明王，麒麟遇合，天下大安。麒麟被获，意味着明王已隐，不遇其主。孔子之所以伤怀，乃是自伤。他一生都在为周道复兴四处奔走，不计疲惫心酸。可是亲眼目睹麒麟被擒，戳破了他追逐理想的最后一块面纱——周道不兴，已是既定事实，由不得他不认输。

历代对《春秋》的评价，以汉代大儒董仲舒所说最切要义：“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

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可见，在孔子心目中，《春秋》的地位之高，是他引以为傲的学术成果。修《春秋》是表，借此传达正统的儒学思想，宣扬儒家倡导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原则，才是孔子的真正目的。

之所以这么做，乃是察觉周道废驰，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所以力挽狂澜，微言大义，裁制邪恶，树立正统，震慑乱臣贼子，激浊扬清。

麒麟被捕，孔子的失意到达极致。不到半年，又有齐侯被弑，凶兆再加血淋淋的事实，叠加在一起，合力逼迫孔子认清现实：他所做的努力，不过是白费心机，世道并不买帐。

想像一下，此时的孔子沮丧到何等程度？周游十四年，早已身心俱疲，被季孙氏高调迎回，本以为还能有机会施展抱负，谁知政见不容于世，仍然无路可走。那些与他患难与共志同道合曾经给予他慰藉的亲人弟子却接二连三的离去，怎么看，都是穷途末路，日薄西山。

麒麟一事，大约是后人附会，把仁兽与圣人强拉硬扯到一起，不必太过认真。

抛开这些，孔子一生的际遇，实在令人唏嘘感慨。